您的位置 > 在记者采访过的企业家里，信力建应该是最“自在”的一个。
作为一个有近700名教职员工、近万名学生、包括幼儿园、中小学、敬老院在内有近30所单位的民办教育企业的负责人，如果不是出外旅游考察，没有朋友来访，他的一天会是这样度过：清早起来后，开上去年新买的宝马7系，来到白云山脚下，泊车，爬山。2个多小时后下山回到办公室，看报纸，上网。中餐后睡个午觉，下午呆到5点多，然后和员工们一样下班回家。
连他自己也说，每天真正的工作时间，只要5分钟就够了。其余的时间，三分之一是外出考察，三分之一是出国旅游，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交接天下文人墨客。
信先生好交文化界朋友，来自京沪、港台以及海外的学术名家和思想明星，只要造访广州，他总能结交拜访，最后成为他的座上宾。与他交往的名家不少，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、汪丁丁，颇受尊重的历史学家袁伟时、秦晖，新起的文化学者蒋庆、康晓光……
信先生是位有心人。记者采访中无意聊起北京声名不彰的作家王山，他提笔就在记事薄上写下来；提到社会学家郑也夫发行量不高的《信任论》一书，他马上就说：“好啊，能不能请他来广州讲学？”
信力建，广东最大的民办教育企业之一——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，近年来颇有些“不务正业”，除了上述与学界中人交往外，去年他还干了如下几件事：与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合作，夏天在福建武夷山开办了“武夷论道”，把思想界的左中右三派代表性学者请到一起，就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走向等问题切磋比量；12月间又在广州召开了“儒学会议”，请了陈明等一批儒学派大将参加，为近年来兴起的“国学热”又加了一炷香。同时还邀请两批学术与新闻界人士，考察欧洲和韩国。
企业家信力建不“安分守己”，时常“越位”，延聘名家广州讲学，开设讲座论坛，支持学术论争，还资助学者著书立说，推进学术在岭南的传播。如能持之长久，应该是一件有功德的好事。
不过，他本人的奇特经历似乎更值得一说：当过红卫兵、上山下乡、参军、考上大学成为78级的一员、工厂秘书、政府官员、银行职员……在干过了30多种职业后，他终于选定了民办教育，作为他的半生志业所在。
这个祖籍东北的广州商人的成长之路，某种程度上也正是珠江三角洲他这一代企业家艰难历程的一个缩影。
中大中文系78级
1966年文革爆发时，信力建只有10岁，但对时代的风云动荡已经有所体察：广州街头的大字报、狂欢式的群众大游行、造反派在广州体育场揪斗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……还是小学生的信力建，自己也参加了红卫兵，还组织了一支队伍，“自己当二把手”。
在点滴记忆中，信力建有如下片段式的印象：
当时人民桥建成，围绕庆典日期，保皇派和造反派发生了争论。“一派说今天开，另一派说今天不能开。本来保皇派要弄个仪式的，造反派提前把桥给开放了，剪彩搞不成，两派打起来了。”
还有广州著名的“太古仓事件”。“一派在桥那边建了个沙包工事，架设了机关枪，正对大桥。另一派就在革新路的太古仓，找了个号称全国第二的神炮手，连发三炮，均命中目标。据说当场就炸死了好几个人。我经过时还看到墙上有大窟窿。”
有工人干部子弟和农民子弟的争斗。“后来创办‘太阳神’的那帮人，就是我们的邻居，他们经常开着解放牌汽车，司机开车，边上站着两个‘主义兵’，穿着军装，带着枪。两边有时就打泥巴仗。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撞了，撞死了很多人。”……
“医生、司机、猪肉佬”，是当时广州比较受人尊重的职业：司机可以夹带外地物品、在肉店上班可以买到猪肉、医生可以开假条。信力建的父亲是医生，又是广州造纸厂医院的院长，当时的信力建因此多少有些优越感。不过，少年信力建的特权只是有辆自己的单车，结果，“老师和同学还经常借去骑”。
1973年，信力建中学毕业。他们姐弟三人，姐姐眼睛不好，“一户只能留城一个”，因此信力建和弟弟都下乡了。他被分到了广州以北的从化。在农村的两年里，信力建干过各种农活，真正目睹了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生活的艰辛。有年冬天，他被分派看护锅炉，粤北山区的冬天，同样寒风瑟瑟，夜深人静时，实在犯困的他往身上盖张报纸，躺在锅炉盖顶上就睡着了。半夜醒来，后背被锅炉盖烫得红痛，身体其他部位却冻得发青，手脚麻木，牙齿直哆嗦。
当时知青想回城只有两条路：当兵、考大学。不过1975年，已先期回城的信力建却糊里糊涂地成了解放军。“父母要求我去，结果一体检就验上了。”
在广西部队的受训生活终生难忘，尤其是海岛攻占演习。第一次害怕至极：游动的海鱼触到了他身体，以为是炸药要引爆；海底涌动的暗流，带动了炸药，也以为是要爆炸。演习结束时，信力建面色苍白，嘴唇发乌，长时间说不出话来。
不过，军旅生活也给他打开了一扇认知的窗口：“军人的纪律、严格命令，和部队作为一种成熟的行为组织模式，了解了，会对创业有帮助。”
1977年，信力建复员返城。当时工作很难安排，他干过的工种有：锅炉工、电工、维修工……
